清末民初国民观

Conceptions of Citizenship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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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家娴

导师:

雷勇

导师单位:

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学位:

硕士

语种:

中文

关键词:

国民;新民;民权;平民;知识分子

摘要:

国民观的兴起,是对传统臣民身份的一种批判与超越。国民国家则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重要方案。在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国民一方面关乎国家整体,是统合民意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关乎人民自身对平等、自由权的追求。清末立宪到民初制宪,是中国法制“为君主变法”到“为国民立法”的重要转变,这一变化过程充分彰显了国民的主体性。然而,知识分子们精心设计国会无法代表民意,民初制宪的混乱暗藏国民话语失效的危机。在平民主义的发展中,劳动叙事取代国民身份叙事成为衡量个体的新标准,工农民众便因此接替了国民成为新的革命主体。论文除结语外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详细阐述了国民观的产生背景。通过对中国传统“民”观念的回顾,以及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梳理,揭示了国民观产生的历史渊源。传统“民”观念兼具生民与臣民的双重身份。而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则通过对传统臣民的深刻批判,呼吁“新民”的出现。随着清末危机的加剧,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念逐渐转变为万国林立的世界观念。知识分子们在新的国家想象中愈发强调国家兴衰与民众自身的紧密联系,呼吁国民觉醒以救亡图存。国与民的关系也从传统的“民为邦本”逐渐演变为近代的“国民改造”。第二部分深入探讨了清末时期国民观的发展脉络。知识分子是“国民”话语的主要言说者与实践者。他们在思想层面推动了国民观从国家集体向民众个人的转变,在实践层面通过集会团体活动,实现了对国民力量的初步整合。其中,“民权”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从“国家自主之权”到“人人有自主之权”,权利的享有者不再止于国家,国民成为权利的主体。与民间社会相对,清廷官方在倾覆前夕推行君主立宪时虽承认民众享有一定权利,但其法律文本仍固守“臣民”称谓。在此背景下制定的《大清国籍条例》则明确了民众的国家归属性,为“臣民”转向“国民”建构了法律基础。不仅为应对晚清国家认同危机提供了制度方案,更标志着中国法制由“为君主变法”向“为国民立法”的转变。第三部分则着重论述了民初国民观的进一步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民国初期,国民观的发展面临双重境遇。一方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国民主权的地位,并明确了人民所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国会制宪过程中民意为党争所裹挟,导致国民话语失效。对于近代知识分子而言,由专制转向立宪既是实现民权与国权的重要途径,又是中国与世界文明接轨的关键选择。民初制宪的代议制方案,本为实现国民政治参与而设计,却终沦为各路势力斗争的工具。政治实践中,国民权利难以落实,国民话语因而逐渐失效,并在世界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为平民主义与工农民众话语所取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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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1903年,第38-39期。55.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东京),1903年,第1期。56.严复:“原强”,《国闻报汇编》,1903年。57.严复:“读新译甄克斯《社会通诠》有感”,《外交报》,1904年,第2期。58.“论民气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1905年,第6期。59.思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1905年,第1期。60.精卫:“民族的国民”(其二),《民报》,1905年,第2期。61.闵闇:“社说: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1905年,第11期。62.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1906年,第3期。63.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新民丛报》,第7期。64.扑满:“革命横议”,《民报》,1906年,第3期。65.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1906年,第2期。66.铎人:“对于宪政之民心与立宪之不可得和平”,《民心》,1911年,第1卷。67.张东荪:“社会主义与中国”,《新思潮》,1911年,第1期。68.匪石:“国权与民权”,《民权报》,1913年,第2期。69.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东方杂志》,1913年,第7期。70.刘师复:“平民之钟”,《民声》(东京),1914年,第9期。71.梁启超:“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阶级与分业”,《大中华》,1915年,第5期。72.恕公:“俄国革命纪:中俄两国革命之比较”,《协和报》,1917年,第21期。73.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第265期。74.陈启修:“庶民主义之研究”(一),《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1期。75.陈鹤琴:“教育小言:什么叫做平民敎育”,《世界教育新思潮》,1919年,第36期。76.张东荪:“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3期。77.纵圆:“对待吾国‘不劳而食’的阶级的办法”,《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7期。78.一湖:“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每周评论》,1919年,第20期。79.田汉:“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少年中国》,1919年,第4期。80.“临时大总统宣誓文”,《良友》,1926年,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81.张亦工:“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82.王先明:“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83.周少元:“二十世纪中国法制变革与法律移植”,《中外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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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日期

2025-05-27

引用参考

黄家娴. 清末民初国民观[D]. 西南政法大学,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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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c.title
  • 清末民初国民观
  • dc.title
  • Conceptions of Citizenship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 dc.contributor.schoolno
  • 20220301010372
  • dc.contributor.author
  • 黄家娴
  • dc.contributor.affiliation
  • 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 dc.contributor.degree
  • 硕士
  • dc.contributor.childdegree
  • 法学硕士学位
  • dc.contributor.degreeConferringInstitution
  • 西南政法大学
  • dc.identifier.year
  • 2025
  • dc.contributor.direction
  • 法学理论
  • dc.contributor.advisor
  • 雷勇
  • dc.contributor.advisorAffiliation
  • 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 dc.language.iso
  • 中文
  • dc.subject
  • 国民,新民,民权,平民,知识分子
  • dc.subject
  • Nation (Guomin); New Citizen (Xinmin); Civil Rights (Minquan); Commoners (Pingmin); Intellectuals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国民观的兴起,是对传统臣民身份的一种批判与超越。国民国家则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重要方案。在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国民一方面关乎国家整体,是统合民意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关乎人民自身对平等、自由权的追求。清末立宪到民初制宪,是中国法制“为君主变法”到“为国民立法”的重要转变,这一变化过程充分彰显了国民的主体性。然而,知识分子们精心设计国会无法代表民意,民初制宪的混乱暗藏国民话语失效的危机。在平民主义的发展中,劳动叙事取代国民身份叙事成为衡量个体的新标准,工农民众便因此接替了国民成为新的革命主体。论文除结语外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详细阐述了国民观的产生背景。通过对中国传统“民”观念的回顾,以及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梳理,揭示了国民观产生的历史渊源。传统“民”观念兼具生民与臣民的双重身份。而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则通过对传统臣民的深刻批判,呼吁“新民”的出现。随着清末危机的加剧,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念逐渐转变为万国林立的世界观念。知识分子们在新的国家想象中愈发强调国家兴衰与民众自身的紧密联系,呼吁国民觉醒以救亡图存。国与民的关系也从传统的“民为邦本”逐渐演变为近代的“国民改造”。第二部分深入探讨了清末时期国民观的发展脉络。知识分子是“国民”话语的主要言说者与实践者。他们在思想层面推动了国民观从国家集体向民众个人的转变,在实践层面通过集会团体活动,实现了对国民力量的初步整合。其中,“民权”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从“国家自主之权”到“人人有自主之权”,权利的享有者不再止于国家,国民成为权利的主体。与民间社会相对,清廷官方在倾覆前夕推行君主立宪时虽承认民众享有一定权利,但其法律文本仍固守“臣民”称谓。在此背景下制定的《大清国籍条例》则明确了民众的国家归属性,为“臣民”转向“国民”建构了法律基础。不仅为应对晚清国家认同危机提供了制度方案,更标志着中国法制由“为君主变法”向“为国民立法”的转变。第三部分则着重论述了民初国民观的进一步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民国初期,国民观的发展面临双重境遇。一方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国民主权的地位,并明确了人民所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国会制宪过程中民意为党争所裹挟,导致国民话语失效。对于近代知识分子而言,由专制转向立宪既是实现民权与国权的重要途径,又是中国与世界文明接轨的关键选择。民初制宪的代议制方案,本为实现国民政治参与而设计,却终沦为各路势力斗争的工具。政治实践中,国民权利难以落实,国民话语因而逐渐失效,并在世界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为平民主义与工农民众话语所取代。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The rise of the Guomin (nation) concept represented both a critique and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subject identity, serving as a crucial framework for China’s modern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intellectual discourse, the Guomin embodied dual dimensions: as the embodiment of national unit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 will, and as individuals pursuing progressive values of equality and freedom. The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from the late Qing reforms to the early Republican constitution-making marked a paradigm shift from “legal reforms for the monarchy” to “legislation for the nation,” highligh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 However, the chaotic constitution-making proces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revealed a crisis of failed Guomin discourse.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ism, labor narratives replaced Guomin identity as the new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individuals, leading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supplant the nation as the new revolutionary subjects.This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main sections. The first part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Guomin concep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otions of “Min” (the peopl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ideologies. Traditional “min” maintained dual identities as both “Shengmin” (natural people) and imperial subjects.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ritiqued this subservient status while advocating the emergence of “Xinmin” (New Citizens). As national crises intensified, the Sinocentric worldview evolved into a moder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tellectuals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state prosperity and civic consciousness, urging Guomin awakening for national survival. Consequently, the state-people relationship transformed from the traditional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min wei bang ben) to modern “national reconstruction”.The second part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omin concept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Intellectuals emerged as primary advocates and practitioners of Guomin discourse. Theoretically, they shifted focus from collective nationalism to individual rights, with the proposal of “civil rights” (Minquan) serving as a critical conceptual bridge in transitioning from “state sovereignty” to “popular sovereignty.” Practically, they organized associations to consolidate civic power. In contrast, the Qing court’s constitutional reforms in its final years retained the term “subject” in legal texts despite granting limited rights. The formulation of the Great Qing Nationality Act (1909) clarified the legal status of national belonging, constructing a legal foundation for transitioning from “subjects” to “citizens.” This legislation not only addressed late Qing identity crises but also symbolized China’s legal transformation from “reforms for the monarchy” to “laws for the nation”.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evolution and challenges of the Guomin concept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Provisional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 legally established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civil rights. However, parliamentary constitution-making processes were hijacked by partisan conflicts, exposing the failure of Guomin discourse. For intellectuals, constitutionalism represented both a pathway to reconciling civil rights with national empowerment and a means for China to align with global civilization. Despite the design of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to facilitate civic participation, they became tools for factional struggles. As political practices failed to realize civil rights, the Guomin discourse gradually collapsed. Influenced by global revolutionary tides, populism and labor-peasant narratives supplanted Guomin identity, redefining revolutionary agency around proletarian struggles.
  • dc.date.issued
  • 2025-05-27
  • dc.date.oralDefense
  • 2025-05-10
  • dc.relation.cited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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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麦孟华:“论中国民气之可用”,《清议报》,1900年,第57期。51.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清议报》,1901年,第77期。52.“国民报叙例”,《国民报》,1901年,第1期。53.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1902年,第2期。 54.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1903年,第38-39期。55.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东京),1903年,第1期。56.严复:“原强”,《国闻报汇编》,1903年。57.严复:“读新译甄克斯《社会通诠》有感”,《外交报》,1904年,第2期。58.“论民气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1905年,第6期。59.思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1905年,第1期。60.精卫:“民族的国民”(其二),《民报》,1905年,第2期。61.闵闇:“社说: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1905年,第11期。62.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1906年,第3期。63.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新民丛报》,第7期。64.扑满:“革命横议”,《民报》,1906年,第3期。65.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1906年,第2期。66.铎人:“对于宪政之民心与立宪之不可得和平”,《民心》,1911年,第1卷。67.张东荪:“社会主义与中国”,《新思潮》,1911年,第1期。68.匪石:“国权与民权”,《民权报》,1913年,第2期。69.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东方杂志》,1913年,第7期。70.刘师复:“平民之钟”,《民声》(东京),1914年,第9期。71.梁启超:“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阶级与分业”,《大中华》,1915年,第5期。72.恕公:“俄国革命纪:中俄两国革命之比较”,《协和报》,1917年,第21期。73.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第265期。74.陈启修:“庶民主义之研究”(一),《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1期。75.陈鹤琴:“教育小言:什么叫做平民敎育”,《世界教育新思潮》,1919年,第36期。76.张东荪:“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3期。77.纵圆:“对待吾国‘不劳而食’的阶级的办法”,《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7期。78.一湖:“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每周评论》,1919年,第20期。79.田汉:“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少年中国》,1919年,第4期。80.“临时大总统宣誓文”,《良友》,1926年,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81.张亦工:“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82.王先明:“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83.周少元:“二十世纪中国法制变革与法律移植”,《中外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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