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属院系：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作者：

刘勇恒

导师：

周振超;周祖成

导师单位：

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学位：

博士

语种：

中文

关键词：

纠纷预防;纠纷化解;社会治理;调处机制

摘要：

内容摘要在法治框架内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多年来，传统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社会的长期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不可避免存在着“案多人少”“资源紧张”等现实困境。当前社会加速转型，矛盾纠纷指数级增长，呼唤着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与调适。作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机制创新，纠纷预防调处机制强调将纠纷解决从末端转向前端，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是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必然要求。已有研究主要聚焦“预防性法律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纠纷预防调处机制关注不足，对纠纷预防的现实运行和深层次规律探讨不够，尤其缺乏基于“中国故事”的系统化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鲜明提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如何避免陷入“诉讼大国”的治理窠臼，构建符合国情的纠纷预防调处机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纠纷预防调处机制”为研究对象，立足中国本土实践，运用“基础—体系—价值—运行”四维分析框架，回答何以必要、如何架构、有何遵循、如何运行四个问题，从而寻求其背后从被动化解到主动预防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出路。按照这一思路，文章分五个章节展开。第一章研究纠纷预防调处机制的社会基础，在解析其基本概念和内容构成基础上，从实践动因、文化基因与治理导向三重视角进行剖析。首先，机制产生的直接动因在于破解“诉讼爆炸”与司法资源有限的结构性矛盾，回应基层治理现代化对精细化、协同化的需求。其次，机制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哲学之中，“无讼”思想与调解制度的价值契合、礼法合治传统的社会解纷功能，为机制提供文化合法性；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实质正义”与以人民幸福安康为坐标的秩序构建，则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哲学的实践智慧。最后，机制以预防性法治为逻辑起点，强调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的互补性，通过整合行业规则与地方习惯，构建兼具法治刚性与治理弹性的规范体系。第二章研究纠纷预防调处机制的结构效用，从治理结构、制度依据与社会效用三方面解析机制的功能形态。在结构层面，机制以“党政引领—多元共治”为轴心，通过跨部门协同、基层治理单元激活及“预防—解决—保障”全链条运行，实现纠纷治理从碎片化向整体性跃升。制度供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信访工作条例》等法律政策构成核心框架，而地方立法与政策性文件的先行先试则为机制创新提供合法性空间。社会效用层面，机制通过纠纷存量消解与增量控制、基层社会关系修复与信任增强、治理成本优化，显著缓解司法系统压力，推动基层治理从“事后灭火”转向“源头防火”。第三章研究纠纷预防调处机制的特色经验，提炼在价值导向与实践智慧上的本土创新。其一，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内核，尊重个体自主性，进而彰显人本主义治理价值。其二，以法治与德治深度融合为内在要义，法律规则与道德伦理互补、传统“情理法”智慧的现代转化，推动纠纷解决从刚性裁判向柔性疏导延伸。其三，坚持情理法融合的治理智慧，注重常识常情常理的规范化运用，通过司法裁判中的常理推定与调解中的情理法融合技术，实现地方性知识在纠纷治理中的差异化适配。第四章研究纠纷预防调处机制的现实实践，系统反思机制运行的成就与困境。制度创新方面，人民调解制度体系化、非诉机制功能强化、仲裁和行政调处效率提高及基层自治的作用发挥，标志着纠纷预防调处机制逐渐走向成熟。然而，机制运行仍面临多重挑战：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政策与法律的张力导致定位冲突；传统人情社会与现代法治碰撞引发情理法失衡；诉讼中心主义惯性与非诉程序效力不足制约机制效能。此外，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实践壁垒与行政裁决执行漏洞，凸显执行效力保障的结构性缺陷。第五章研究纠纷预防调处机制的优化完善，提出了“制度建构—价值平衡—机制协同—技术支撑”的立体化优化路径。首先，遵循依法保护合法权益的原则，完善法律规范体系，明确机制定位与权力边界，确保纠纷预防调处依法运行。其次，应加强情理法融合与纠纷预防调处的多维度衔接，注重情理法的融合与平衡，防止调解异化为“和稀泥”，健全纠纷预防调处方式的衔接联动体系。最后，依托数字技术构建智慧解纷平台，通过在线调解规模化应用与非诉程序效力强化，提升机制的可及性与公信力。纠纷预防调处机制的完善，本质是中国从“诉讼大国”向“调解大国”转型的治理实践。这一转型不仅是制度工具的优化，更是治理哲学的革新——通过预防性法治重塑法律功能，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通过多元规范协同突破“法律中心主义”，实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通过数字技术重构治理关系，推动“人力依赖”向“制度—技术”融合范式演进。研究表明，该机制不仅能纾解司法资源压力、提升纠纷解决效能，更能通过源头治理培育社会自治能力，为超大规模社会的治理提供“低成本、高效能”的中国方案。关键词：调处机制；纠纷预防；多元化纠纷解决；社会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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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王明玉：“数字社会学的理论、对象与方法—评狄波拉﹒勒普顿的《数字社会学》”，《智能社会研究》，2022年第1期。333．黄文艺：“政法范畴的本体论诠释”，《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334．钱大军：“组织与权威：人民调解的兴衰、 重振和未来发展逻辑”，《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2期。335．吴玉章：“法律强制性的差异”，《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336．赵东来：“习近平社会治理观探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337．景汉朝：“互联网法院的时代创新与中国贡献”，《中国法学》，2022年第4期。338．杨林，赵秋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研究—基于三种实践模式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6期。339．邹鹏，章洁：“预防性法律制度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之融合路径”，《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340．胡铭，仇塍迪：“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基因与治理创新”，《学习论坛》，2022年第6期。341．周振超：“中国条块体制的内涵意蕴与独特功能”，《学术界》，2023年第1期。342．胡铭：“数字时代的纠纷综合治理体系”，《数字法治》，2023年第1期。343．邹鹏：“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内涵诠释及其实践进路展望”，《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344．李雯静 ：“《民法典》视阈下预防性环境民事责任的适用规则”，《法学研究》，2023年第3期。 345．马腾，陈海嵩：“论生态环境司法的功能递进—由补救性司法向补救性与预防性司法转变”，《学海》，2023年第3期。 346．顾培东：“国家治理视野下多元解纷机制的调整与重塑”，《法学研究》，2023年第3期。347．周尚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数字法治观”，《法学研究》，2023年第4期。348．邹鹏，朱玲珑：“预防性法律制度下的‘枫桥经验’：时代特征与发展方向”，《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4期。349．黄忠：“从民事基本法律到基础性法律: 民法典地位论”，《法学研究》，2023年第6期。350．彭小龙：“‘枫桥经验’与当代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结构变迁”，《中国法学》，2023年第6期。351．宋智敏，区慧霞：“整体法治化：我国多元解纷机制立法的构想”，《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352．梁治平：“‘地方性知识’：一个概念的传播和运用—从个人经验谈起”，《开放时代》，2023年第6期。353．金伯中：“预防化解矛盾风险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8期。354．钱弘道：“论‘枫桥经验’的起源和生命力”，《河北法学》，2023年第12期。355．陈文清：“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求是》，2023年第24期。356．陈柏峰：“诉源治理的机制和原理”，《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357．黄文艺：“论预防型法治”，《法学研究》，2024年第2期。358．周振超，黄洪凯：“参与式联动：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创新”，《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4年第2期。359．冯晶：“从‘制度’到‘人’：纠纷主体交互视角下的全过程诉源治理研究”，《中国法律评论》，2024年第3期。360．高其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村规民约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积极作用”，《人民法治》，2024年第4期。361．陈光，公衍华：“论预防性治理中价值—工具双重理性关系的平衡”，《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362．汪世荣：“‘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及其成效”，《政治与法律》，2024年第7期。363．胡铭，徐翼：“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立足法治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河北法学》，2024年第7期。364．王旭：“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理论”，《法学》，2024年第9期。（六）学位论文类365．郑鹏基：“网络交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366．陈正伟：“后现代法学视角下的 ADR 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367．郑世保：“ODR 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368．常亮：“民族地区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369．陈佩：“社会自治中的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370．王颖：“当代中国司法领域政治和法治的辩证探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371．张杰：“现代法治视野下情理法传统的重拾与反思”，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372．李敏慎：“多元解纷机制失灵治理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七）报纸文章373．阮金阳，张波，李亮：“彝族‘民间法官’—德古”，《法制日报》，2006年12月24日。374．蒋惠岭：“法院两种功能的重构”，《人民法院报》，2011年3月4日。375．徐爱国：“从法律文化到法治文化”，《人民法院报》，2012年2月17日。376．张先明：“坚持能动司法 提高服务水平”，《人民法院报》，2012年12月31日。377．张文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光明日报》，2014年11月10 日。378．“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强调 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 推动改革落地生根造福群众”，《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379．唐钧：“社会治理的四个特征”，《北京日报》，2015年10月19日。 38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381．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1日。382．魏哲哲、张璁：“用正确法治理论引领法治实践—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人民日报 》，2017年5月31日。383．邹乐：“北京市高院院长杨万明建议试点设立调解前置程序”，《北京晨报》，2018年3月11日。 384．高憬宏：“加快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立法”，《人民法院报》，2018年12月19日。385．王伟：“有效推进诉源治理提升矛盾化解合力”，《人民法院报》，2020年5月19日。386．杜宴林：“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标准”，《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0日。387．李鹏程：“讲好政法故事，盯紧治理末梢”，《南方日报》，2020年9月30日。38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389．靳昊：“将‘枫桥经验’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4日。390．潘剑锋:“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促进社会和谐（有的放矢）”，《人民日报》，2021年1月19日。391．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人民日报》，2021年3月1日。392．“人民法院一站式化解纠纷惠及更多群众”，《光明日报》，2023年2月17日。393．“仲裁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 切实提升我国仲裁公信力和国际竞争力”，《人民日报》，2024年11月5日。二、外文参考文献（一）学术著作类394．Lon. L. 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395．Laura Nader and Harry F.Todd,The Disputing Process: Law in Ten Socie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396．Jerold S. Auerbach,Justice without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397．Laura Nader & Harry F. Todd Jr,The Disputing Process—Law in Ten Societie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398．Niklas Luhmann,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399．E. Allan Lind, Robert J. MacCoun et al, The Perception of Justice: Tort Litigants Views of Trial, Court- Annexed Arbitration and Judicial Settlement Conferences, Santa Monica,The RAND Corporation,1989.4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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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l & Austin Sarat,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Naming, Blaming, Claiming, ”Law & Society Review, Vol. 15(No.3/4),1980. 408．Richard E. Miller & Austin Sarat, “Grievances, Claims, and Disputes: Assessing the Adversary Culture, ”Law & Society Review, Vol.15(No.3/4),1980.409．David M. Engel,“Cases,Conflict,and Accommodation:Patterns of Legal Interaction in an American Community,”American Bar Foundation Research Journal,Vol.8(Issue4),1983.410．Thomas J. Stipanowish，“ADR and the‘Vanishing Trial’: The Growth and Impact of‘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 1(Issue 3)2004.411．David M. Engel,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Legal Consciousness: Torts, Ghosts, and Karma in Thailand, Law &Social Inquiry,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Research Journal,Vol. 30(Issue 3),2005.412．Mary E. Gallagher, “Mobilizing the Law in China: ‘Informed Disenchan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Consciousness,” Law & Society Review, Vol. 40(Issue 4), 2006.413．Sandra R. Levitsky, “‘What Rights?’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laims to American Health Care Entitlements, ”Law & Society Review, Vol. 42 (No.3),2008 . 414．Catherine R. Albiston, Lauren B. Edelman & Joy Milligan, “The Dispute Tree and the Legal Forest,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Vol.10:105，2014.415．Mary Gallagher & Yujeong Yang, “Getting Schooled: Legal Mobilization as an Educative Process, ”Law & Social Inquiry, Vol. 42 (Issue 1),2017.

学科：

法学理论

提交日期：

2025-07-01

引用参考：

刘勇恒. 纠纷预防调处机制研究[D]. 西南政法大学,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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