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属院系：

行政法学院

作者：

吴建成

导师：

刘泽刚

导师单位：

行政法学院

学位：

硕士

语种：

中文

关键词：

个人信息保护;去标识化;匿名化;合规激励;规则完善

摘要：

在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加速与个人信息保护需求增长的双重背景下，去标识化作为协调数据流通价值与个人信息权益的核心枢纽，其重要性已获立法确认。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仅将去标识化明确定位为法定义务，更赋予其关键的技术保障措施地位，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其在数据处理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技术规范层面，以《去标识化指南》为代表的国家标准已构建起较为系统、分级明确的技术实施框架。然而，与日趋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去标识化的法律规则体系仍处于初步建构阶段，呈现明显的“结构性滞后”。这一制度层面的不完善已产生实质影响，直接导致司法裁判尺度不一、企业合规成本高企、监管执法预期不明等现实困境。因此，系统剖析现行去标识化法律规则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提出体系化的完善方案，对于弥合法律规则与技术实践之间的鸿沟，构建兼顾安全与发展的数据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述了“去标识化”的法律规范层面概念，辨析其与“匿名化”“假名化”的异同，并梳理了我国现行技术规范体系。指出去标识化旨在降低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但仍属个人信息范畴，与匿名化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不能复原”；现行国家标准为去标识化提供了处理流程、技术选型与效果分级的基本框架。第二部分深入检视我国去标识化法律规则的现实问题。首先，法律概念存在模糊性，地方数据立法中常将“去标识化”与“匿名化”混用，导致规范逻辑冲突；司法裁判中法院普遍忽略“不能复原”要件，致使认定标准与法律规定错位。其次，去标识化义务认定标准模糊，缺乏对主体类型化与措施合理性的细化规定，导致企业合规负担不确定。再次，法律效果规定缺失，去标识化未能获得与风险等级相匹配的激励或豁免机制，抑制了企业提升去标识化水平的积极性，且去标识化信息的数据利用受限，现有推荐性标准与上位法存在抵触。第三部分通过比较法视角，系统研究了欧盟GDPR框架下的假名化制度。从个人数据立法构造、国家法律传统等方面考察，借鉴欧盟的假名化规则具有可行性与适配性。GDPR明确了“假名化”的法律地位，并通过目的兼容性认定、数据泄露通知义务减免等规定，形成了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我国缺乏“风险与权益匹配”的中间地带，去标识化仅被视为合规义务，缺失有效激励，欧盟通过差异化规则实现数据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为我国填补制度空白提供可借鉴经验。第四部分提出我国去标识化法律规则的完善路径与具体构建。在路径上，建议以《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条例》为基础完善具体的实施规则，以部门规章实现行业场景细化，以执法基准保障实操衔接。在内容上，应精细化界定去标识化的构成要件，明确“无法识别”“额外信息”“重识别风险”等核心要素；同时增设激励性与豁免性规则，包括弱化去标识化信息利用的限制条件、设立权利响应的相对豁免、减免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合规义务，以形成安全与激励并重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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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日期：

2026-08-28

引用参考：

吴建成. 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法律规则完善研究[D]. 西南政法大学,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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